我国砚台文化历史悠久，歙砚便是其中佼佼者，歙砚又名“龙尾砚”，产于江西婺源，原为古歙州所辖，故称歙砚，与端砚、澄泥砚、洮河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龙尾砚开采较早，据宋人洪景伯《歙砚谱》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713-741），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者。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琢为砚,由是天下始传。”
北宋唐积在《婺源砚谱图》中记：“至南唐元宗（李璟），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其后匠益多。”由此可以看出，南唐时期歙砚的开发和生产已极具规模。
五代陶谷《清异录》中云：“唐开元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等人龙麟月砚各一，歙产也。”尤其是南唐元宗李璟、后主李煜父子精于翰墨，喜好歙砚，称澄心堂纸、李延圭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冠”。足以证实歙砚的受宠度和知名度。以上都是对歙砚开采年代和成为贡品的准确记载。其实歙砚在开坑前就已经有人用为制砚了，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就用天然歙砚石亲手加工制作过一方称为：“砚中之魁”的特大歙砚，这时尚未开坑，陶渊明肯定是从芙蓉溪中捡石所制。
南唐败亡后，歙砚进入了短暂的停采期。自宋代起，龙尾砚大规模的开采和生产进入鼎盛时期。龙尾砚山下的砚山村一带，几乎家家都制砚。这期间众多的文人墨客，介入歙砚的研究和鉴赏，著作了大量的歙砚文献，其中主要有米芾的《砚史》，唐积的《婺源砚谱图》，洪景伯的《歙砚谱》和佚名的《歙砚说》、《辩歙石说》、甚至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有多歙石的详细描述。
歙石的开采时十分艰巨的，黄庭坚在《砚山行》中写道：“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湛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可见当时的砚人对选石的标准和造型能力的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后续中说：“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寻其波者，必讨其源。”这种理学精神，影响了整个宋代，这种精神也将砚的审美趋向推到一个至高无上之境地。
元明两代，歙石大约有五百年的绝采期。据《婺源县志》所载：“自元兵乱后，琢者日拙，而识砚材者尤鲜。”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的伤亡事故，以及龙尾石开采难度极大，成本极高。《砚史》说：“磨石三尺，中隐砚材数寸而已，犹玉之在璞也。”清代有过几次零星的开采，而收效甚微。著名学者程瑶田在《纪砚》一文中说：“乾隆丁酉（1777年）夏五月，余以京师而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这可能是清代唯一的开采记录，从清代传世品看，也未见上等好的龙尾石砚，盛世乾隆皇帝本人把玩的歙砚，也是从民间收购的古砚改制的，足以证明歙砚的开采之难和珍稀程度。直至1963年才在政府的关注下重新恢复开采，使一批又一批歙石珍品呈现世人眼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歙砚作为“四大名砚”之首的超强感染力。
历代文人对歙砚都有较高的评价，其中不乏优美诗文。古人谓：“武将宝剑，文人宝砚。”欧阳修经过端、歙之比后，在他的《砚谱》中记云：“端石非徒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歙砚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大抵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较其优劣，龙尾（歙砚）远出端溪上……”
苏东坡爱砚成癖，收藏颇丰，其咏歙砚诗文尤多，他在《评砚》一文中说：“砚之美，润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然两者相害，发墨必费笔，不费笔者必退墨，二德相兼。”东坡曾以祖传铜剑与人换得一方歙砚，“我家铜剑如赤蛇，君家石砚苍璧椭而洼……”他以“生无田食破砚”的乐观精神，枕砚而卧。在《龙尾砚歌》中赞到：“黄琮白琥天不惜，顾恐贪夫死怀璧。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於石。”并为孔毅甫作龙尾砚铭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
古人以玉喻砚，谓有“八德”。即“坚、柔、润、清、健、朗、洁、美”。凡有此“八德”者亦君子之德也。宋代著名书法家蔡襄诗云：“玉质纯苍理至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直接将歙砚比作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可见其喜爱程度。
歙砚艺术首先是实用艺术，其次才可作为欣赏艺术。唐宋之际歙砚便出现了诸多经典款式。比如宋代的“蝉形三足砚”简朴大方，外形则是抽象的“蝉形”，背面的三足砚极为平稳，我称之为“抽象的实用艺术品”；“太史砚”方正凝重；“箕形砚”素朗洁净，出现于晚唐，流行于北宋，也就是后来“风字砚”的前身。元代的砚式基本上沿袭宋代款式，只是不如唐宋严谨，略显粗犷。可以说，唐宋的严谨素砚款式已成定式，至今也未曾突破。
明清两代，是中国砚台史上又一重要转折点。在沿袭唐宋旧制上从实用艺术转向审美艺术。出现了许多因材施艺，应物象形的艺术佳构，将砚台雕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明代的豪放之雅，清代的柔秀之美，都能代表各自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参与，镌刻了大量的砚铭，为砚台的文化品位注入了新的活力。
纵观中国砚台雕刻艺术，我们会发现歙砚的雕刻艺术整体上仍然略显素雅。歙砚之美首先在于歙砚本身的纹理之美。龙尾石纹理紧密，温润细腻，发墨如油，而且种类极为丰富。从史料和现存的实物及近几十年新开的石品来看，主要有以下石品：
眉纹石。因酷似人的眉毛而得名，眉纹又分长短眉子、雁湖眉子、金星金晕眉子等等。长眉子有阔眉子、长眉子之分。短眉子以一寸长的对眉为最佳，属唐代开坑之物。其实雁湖眉子也应属短眉子之列，只是眉纹生的疏朗，如湖面之飞雁，古代的文人富于遐想，命以具有诗意之名“雁湖眉”。金星金晕眉子属晚唐期及北宋早期开采，眉纹一寸以上，不宽阔，同时又生有金星或金晕，华美而细腻。眉子中另有一种称作“枣心眉子”，最早开采于北宋早期，其底面常布满黑色“鱼子”点。“枣心眉子”一寸长左右，常常匀称布满砚面，如果砚石呈“鳝肚黄”色，则更特显眉子的非凡神韵。
金星、金晕石。在黑色的砚石中，我们会看到灿如漫天星斗状的星点，谓之“金星”。金星的生成形状各部相同，有的如暴风骤雨，有的状如凤眼，有的形似葵花，还有的连成一片，如繁花一片，谓之“金花”。金晕或银晕是指如云雾状金色或银色的色晕，观之者常富于联想，琢之者则赋之神奇。宋代李之彦在《砚谱》中云：“歙石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贵，予少时得金坑矿石，竖而发墨。”足以可见金星砚被青睐的程度。
罗纹石。此砚石纹理像丝绸绫罗上的细纹一样，其纹理缜密、细腻，细如银丝，可分为暗细罗纹、角浪罗纹、金星罗纹、古犀罗纹等，其中角浪、金星罗纹皆极富画意，与古犀罗纹同为罗纹中之上品。苏东坡曾有诗云：“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壁犀浦云泓。五窗睡起人初静，时听西风拉瑟声。”即咏此石。
其他种类如鱼子、豆斑、庙前青等等，也是较为发墨的优质砚材。
近几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芙蓉籽溪石”的出现。使人们的审美取向提高到一个新的环境，“芙蓉溪籽石”是综合类的，什么石种皆有，大都是历代开采时，认为不合当时取料要求被废弃甚至滚落芙蓉溪中的砚石，这些砚石经过千百年溪水的侵蚀，其表皮较开采时变得更加温润，甚至还出现了金色的表皮和珍珠般的光泽。这也给现在的砚雕艺术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代的砚雕艺术家们已将歙砚雕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顶点，当代的砚雕种类大致可分两大类：其一，实用艺术品，这基本上沿袭传统制式，在保证其使用功能的基础上有时略加雕琢;其二，欣赏艺术品，这种艺术类型才是真正的砚雕艺术的突破口。要求雕刻者在保持砚台理念的情况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思。
歙砚纹理之美，被历代文人称颂不已，也为历代歙砚雕刻艺术家提供了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舞台，“芙蓉溪籽石”的出现，为砚雕家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才能保持砚石的皮层之美，如何恰到好处的利用籽石的本身造型。这不仅需要娴熟的刀法和过硬的基本功，更需要对砚外知识的长期积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就是一种求知、求索和感悟的阶段。
有人说砚雕是边缘艺术，也是综合艺术，诚然。砚雕艺术不应向“以工代艺”的现象发展，应该是智慧和灵感或者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发掘。近年来所出现的歙砚作品如《兰亭雅集砚》、《蓬莱道山砚》、《金蝉砚》等等，都是能够代表当代歙砚艺术最佳水准的艺术佳作。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不仅是遗产的保护者而且是遗产的继承者。”这里的“继承”可分为延续和创新两个层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我们相信，歙砚雕刻这门古老的民族艺术一定会在徽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