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浮雕华夏韵，墨客雅士书案陈。”一方砚台贯穿了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古朴雕琢，天然写意，千形百状，饱含雅韵。砚台虽小，却映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文房四宝的重要组成部分，砚台是文人书写绘画的必备品，这使得中国古代形成了特有的砚台文化。说起砚台，自古以端、歙、红丝、澄泥四大名砚为优，其中，唯澄泥砚与前三者不同，它不以优质石料为材，而以沉淀千年的黄河泥沙，选其中最为细腻者，极尽工序之繁复，最后在大火的煅烧中把泥土的“柔”化作坚硬而光滑的“刚”，发墨不损毫发，历经唐宋元明而不衰，备受文人骚客的珍爱。不幸的是，它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也一度失落，制作工艺几乎不为后人熟知，因而古代澄泥砚留存下来的极为稀少，上品更是一方难求。从那些留存至今的古澄泥砚中，我们依旧可以追溯其中蕴涵的古老智慧。

朱砂荷鱼澄泥砚(正面) 天津博物馆

朱砂荷鱼澄泥砚(背面)

　　滥觞，唐之澄泥砚品为第一
　　从现存史料、文献来看，澄泥砚大体始于唐代，其时是砚台发展的繁荣时期，砚台的种类呈现多元化发展，除了传统的石砚、陶砚、漆砚以外，还出现了三彩砚、澄泥砚等新种类。 端砚、歙砚、澄泥砚、红丝砚相继兴起，成为了我国著名的砚种，被文人雅士争相收藏。而澄泥砚特殊的泥沙质地使它在众多名砚中独树一帜。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瘗砚文》中写道：“土乎成质，陶乎成器”，“砚乎研乎，与瓦砾异”说的就是澄泥砚。由于澄泥砚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产物，所以后人也称澄泥砚为“唐砚”。明人高濂曾说：“唐之澄泥砚品为第一。”由此可见澄泥砚的重要价值与非凡地位。
　　天津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件名为“朱砂荷鱼澄泥砚”的明代传世品，砚体被雕刻成一条鲤鱼，其砚面朱红，四周及背面则为黑色。整体造型被赋予了年年有余、和和美美的吉祥寓意。鱼身中间朱砂的部分为砚堂，为磨墨之处，鳍尾之间的凹槽为砚池，用以储水，保证砚台的温润程度，使其不会干燥裂开。该砚泥质优良，色泽鲜艳，习称朱砂澄泥，是澄泥砚中的上品。

　　工艺，千淘万洗方为澄
　　唐代澄泥砚的生产地域范围很广，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有绛州(山西南部新绛一带)、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和山西平陆县一带)、陕州(秦、晋、豫三省交会处)、泽州(今山西晋城县)和潍州(今山东潍坊市)等地，其中以绛州和虢州最为有名。黄河上游中的泥沙本来颗粒很大，但在随黄河水几经波折后，体积大的颗粒因为太重早已沉淀下来，到达洛阳一带的时候，水中只剩下最轻最细的泥沙。洛阳河畔岸低水阔，水流缓慢，黄河水携带的那些细沙便沉积下来，历经千百年来的淘洗，这些珍贵的泥沙便成为了制作澄泥砚的难得原料。
　　据专家考证，澄泥砚的诞生很可能是古人受到了秦汉时期砖瓦当生产过程的启发，改进原始陶砚的制作方法发展而来的。上等的澄泥砚，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让人不得不叹服造物的神奇，但是谁又能想到，这种独特的砚台却是由泥巴制成的。遗憾的是，在千余年的历史资料中，没有找到一段详细准确的文字可以用来作为参考，让今人完全熟知澄泥砚的烧制方法，因而到今天，如何烧制出质量上乘的澄泥砚就成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澄泥砚的制作工序十分精细繁杂。古时候，工匠们要先到黄河沿岸进行采泥，将采来的泥料淘洗后放入绢袋之中，对泥料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口袋在空中不断地晃动，最细致的泥料便留在了袋中，再将绢袋抛入河水，继续受河水冲洗。如此，两三年之后，绢袋中的泥沙越来越细。对泥料不断筛选的过程，被人们称为“澄泥”。明人陈继儒在《珍珠船》中记载“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袋置水中，逾年而取之，陶为砚，水不涸”。然而，如今汾河水的流量已不及古代，污染也较为严重，这种方法早已不可再用。现在的工匠们一般是在汾河河床上寻觅千年未动的沉积处，但即便找到，也只是浅浅的一个土层，所以极其珍贵。接下来，工匠们要对过滤后的泥料进行干燥，一般使用密织的布袋、绢袋，将泥浆装入织物袋中，悬挂晾干。自然脱水所用的时间较长，最终通过泥料软硬程度来判断是否完成。脱水处理后开始“和泥”。“和泥”与“和面”是一个道理，要把所有的泥团都摆弄得像面团一样，不能硬也不能软。如果泥和水不能有机融合，或是里外干湿不均，烧制时便会使砚坯产生不同程度的收缩，从而导致变形，所以这个步骤极为关键。待到把泥料摆弄得软硬适中之后，下一步就如同制茶一样，用硬物对泥团进行敲击，使其变得紧密细致，再裹好放在阴暗角落进行陈腐。所谓陈腐，就是让泥料自然消除气泡，使含水量更为均匀，这个工序通常需要6 个月以上的时间。陈腐完毕后就开始进行雕刻，砚台是集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品，图案与设计取决于制砚师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养，每一方砚台都是制砚师真实情感的表达。澄泥砚有两种制法，一种是手工捏制，一种是用模子翻制。制模一般先用优质的陶土制作一件砚台实体，然后再用陶土翻制模具，经过修整后再焙烧成陶制模具，这种方式便于大量生产。手工捏制一般都是在泥半干时进行，泥的状态要“软”得可用竹刀雕刻，同时还要“硬”得不塌形。雕刻完成后，将砚坯彻底晾干，然后进行焙烧。想让澄泥砚成为贵如黄金的成品，还必须经过烈火的考验，陶的烧成温度是在700°C 左右，瓷的烧成温度在1300°C 左右，而绛州澄泥砚的烧成温度是介于两者之间。所以，烧造温度的掌控十分重要，烧制温度过高就会瓷化，墨在砚上打滑，发墨功力差;相反，烧制火候不够就会烧成陶质，硬度差，磨墨时泥磨俱下。由此可见，煅烧工艺是制作澄泥砚最为复杂的一个环节，澄泥砚的颜色、硬度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出窑的过程也需要十分小心，刚烧成的砚台需要缓慢降温，自然降温会使之破裂。成品出窑后还要进行精修，由于砚台入窑、出窑和焙烧时难免会出现磨损或变形，因此，精修也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精修后再用不同粗细的砂纸进行打磨，一般需要3 - 5 遍，以致使整个砚坯完全光滑，无粗糙感为止。最后再进行抛光和上蜡。如此繁复的工序，最终使砚台坚如铁石。每一个制作过程都需要细心的操作和耐心的等待，所以，一方砚台的烧制时间通常也要1 年之久。
　　澄泥砚的颜色也并不是单一的。在900 多摄氏度的温度下烧制时，澄泥砚会产生窑变。所谓窑变，就是指在窑中受到不同温度、不同气氛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颜色。一般从点火到熄火约需一周的时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整窑报废。因此，在烧制过程中，燃料要不断变化，温度也要不断调整，如此才能形成不同的色彩。例如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等。

　　再生，幻化土与火碰撞的色彩
　　澄泥砚兴盛于唐宋，中唐以后，历代皆为贡品。据史料记载，清代乾隆皇帝对澄泥砚尤为喜爱，他在四库全书《西清砚谱》中载入的240 余方砚台中，澄泥砚多达51 方，而且每方砚台上都亲笔题写了砚铭、诗词等。乾隆皇帝还对澄泥砚的加工制作热衷一时，他曾命山西巡抚组织人力收集原材料，在宫中进行烧制。但由于方法不得当，所以，大多数成品质量并不理想。后来，由于国民动荡、战乱频繁，传统文化也逐渐被破坏与侵蚀，澄泥砚的制作工艺在之后的300余年里几近失传。据1928 年《新绛县志》载，“绛州出澄泥砚，《山西通志》及绛州旧志均记之，可知澄泥砚确为绛州所出，唯今日无制之者，盖其法早已失传矣!”直至20 世纪80 年代，一些民间艺术家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重新挖掘澄泥砚的制作工艺。1973年，著名书法家徐文达先生以他收藏的一方绛州澄泥砚作为标本，与其他制砚者一起进行研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澄泥砚重获新生。但由于各种原因，徐先生对于澄泥砚的研究与烧制基本停留在恢复和创新方面，并不能形成规模化的生产，所以影响力
　　较小。但在徐先生的影响下，山西新绛县博物馆馆长蔺永茂也开始了对绛州澄泥砚的研究，并与其子成立了“绛州澄泥砚研制所”。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尝试，绛州澄泥砚研制所不仅烧出了历史上的鳝鱼黄、蟹壳青等稀有颜色，而且还焙烧出各种新品，终于使澄泥砚这一民族瑰宝大放异彩，重新在砚海中展露新姿，再次成为古城绛州的一大地方特产。我国著名古砚鉴赏家蔡鸿茹这样评价过新生的绛州澄泥砚：“蔺氏父子研制的澄泥砚质地细润，刻工古朴刚劲，构图变化多样，在广泛吸取各类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运用其自身的艺术功底，奏刀于泥砚之上，并巧妙地利用从焙烧泥质变化所变成纹理，与雕刻交相辉映，增加了砚的艺术性、观赏性，既有传统的古色古香，又有浪漫主义的时代色彩，为绛州澄泥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一份坚守一份传承，因为精美的品质，更因为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化，澄泥砚这一民族瑰宝和中华国宝将在坚守中得以发展，在呵护中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