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县有宣纸一条街，晚间华灯初上，漫步其间，家家店铺纸张层层叠叠，让人目不暇接——泾县宣纸业确乎是繁荣的，然而或许也只是表面而已？

巧合的是，上海多伦路宣纸经营店的老板娘也在泾县，听她讲述宣纸经营的往事，辛苦与豪气兼有，几若传奇。

当晚听汪六吉宣纸的“当家人”谈汪六吉宣纸变迁——汪六吉是泾县宣纸业中的另一老字号，前些年经过改制，在保留古法与生产经营等方面均颇有起色。说起当地除红星以外的其他宣纸企业， 不得不叹的是，一方面，泾县小岭宣纸厂改制成泾县红旗宣纸公司后，十多年前便已停产；泾县宣纸二厂引进造纸机械，企业却因此而倒闭……而另一方面，各类私营的宣纸企业又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与之同时的是，各类低档书画纸却又屡屡以宣纸之名“混迹”书画市场……宣纸产业不仅在经营上，在传承上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

次日访问宣纸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曹光华，曹光华是小岭宣纸曹姓世家，儿时即跟着家人制作宣纸，曾是泾县红旗宣纸厂厂长，后创立自己的事业。谈起宣纸，紧迫感与使命感溢于言表，他说泾县以外的人对宣纸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其实真正做宣纸的都很急。“一个是原材料的问题，青檀皮是一方面，由于水稻品种的改良，过去那种适合制纸的沙田稻草也已经很少了；第二是宣纸人才的培养也有很大问题——我自己的子女就没让他们从事这项工作，也是没办法。如果长久这样下去，十年以后现在品质的宣纸能不能达到都是问题！”

对热爱书画者而言，一席话让人不免有一种紧迫感，想起此前访过制墨大师，同样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宣纸品质成了问题，中国水墨的传承与发展又该何去何从？

这算是杞忧么？或许不是，扩大一些说，包括中国画的笔墨，在美院教育中几沦为单纯的技法问题，当下社会，到底舍本求末者多，而宣纸业又会如何呢？

曹光华对于普通书画纸对宣纸的冲击也有不少观点，说泾县真正的宣纸也只有几家生产，占据多数的，仍是生产周期较短的书画纸。

因为提起古法造纸，曹光华说起家乡小岭许湾的宣纸古槽屋遗址与溪边丛丛青檀。他提起青檀树的神情里可以看得出那份发自内心的亲切。

——这当然勾起我们的兴趣，遂请曹光华做一次向导。

小岭有“家家有舂声，户户造白纸”之说，在泾县城西南约十多公里，曹氏宗族制纸之祖曹大三自宋元之际迁到泾县后即定居小岭，共徙十三宅，“因见系山陬，无可耕土，因贻蔡伦术于后，以为生计”，这也让小岭从此成为宣纸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的《中国实业志》记有：“泾县之宣纸在小岭村，制此者多曹氏，世守其秘，不轻授人。”

因为听说小岭附近的丁家桥一家宣纸坊正在起早捞巨型纸“三丈特宣”，决定驱车先去一睹盛况。

制作区并不大，不过几间房屋，捞纸间尤其宽大——所谓捞纸则是由工人配合，抬着竹帘在纸槽中荡动，将纸浆料荡入其中。捞三尺四尺的纸张，两名工人在小型纸槽中即可捞出，而“三丈特宣”则需要十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纸槽自然也极其巨大——我们到时，十多名工人系着塑料围裙已在忙活了，两排，一排七八人，中间是主掌帘工，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两排工人熟练协调地左右一荡，巨大的纸槽内纸浆如滚雪一般流动翻腾，竹帘遂从纸浆间抬出，下面千万条流浆，上面银光闪闪——已全是初融小雪般的一层纸浆。

工人们复分别拉动纸帘绳索，将布满纸浆的纸帘轻柔地放在晾晒地毯上，层层叠起，如一块巨大的豆腐。

隔着纸帘看那些操作的工人，只有影影绰绰的影子，如简洁的舞者。

小休间隙询问几位工人，才知道他们所捞的是书画纸，他们从事捞纸最长的已有三十年，最大的61岁，最小的则接近40岁，“做这一行没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不愿干，太苦太累了。”老工人的话里有无奈，也有些失落。

“三丈特宣”全长十米多，宽三米多，比明清时期生产的“露皇宣”整整超出一倍的长宽，虽俗称“三丈宣”，其实并非宣纸，而是书画纸，除了原材料与宣纸不同，工序也非完全按传统进行，如烘干是在钢板上，制作周期因之缩短不少。这些纸据称均是北京一些艺术机构与画师定制，如此巨大的书画纸却非真正的宣纸，与那样浮躁的艺术氛围也算契合，只是似乎有些为这些工人们的认真叫屈。

想起郎绍君先生去年在上海与笔者对话时所言：“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画家最多的时期，仅北京就有10多万人，然而问题是，人数够多，有质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