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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故人往事
来源:《上海文学》微信公众号 作者:​ 梁晓声 发表时间:07-13 09:50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7月号

以下所忆故人,皆已故去。然而,又是我实难忘却之人。如今我步入老年了,对他们的怀念日愈加深——因为,他们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在他们生前,我一直系报答之心,竟无从真的报答过,这令我深感自责。或许,以文字的方式追思,能多少减轻几分自责之苦吧!

林予

我对林予的人生经历其实并不详知,仅晓得他姓汪,曾是一名军界创作员,1957年到了“北大荒”,后来成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林予是他笔名,代表作是《雁飞塞北》。

《雁飞塞北》我下乡之前读过,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长篇小说,由而对“北大荒”有了间接印象。我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创作员后,《雁飞塞北》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林予之名在我们中绝不陌生。

大约1970年冬季,我与当年的知青朋友陆宁先后回哈尔滨探家。陆宁是老高二知青,下乡后当上了某师宣传干事。他母亲是龙江剧团编导,认识林予。

一日,陆宁到我家,问我想不想与他共同去拜访林予?

我反问:林予是谁?

他说:《雁飞塞北》的作者呀!

我喜出望外。对于当年我们那一代文学知青,谁出版过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谁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作家。

路上,陆宁告诉我,林予刚结过第二次婚,夫人赵润华,还在什么干校。她曾是文学编辑,关于她陆宁就知道这么多。而对于林予,他知道得多些,说林予被打成了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不许离开本市,以便对其进行批判时能随传随到。

陆宁问:还敢去吗?不想去就算了。

我回答:那见到他的可能不是反而大了吗?去!

陆宁并没预约,我们是贸然前往。

林予家住在一幢灰不溜秋的板楼里,当年叫“简易楼”,外观似现在没完工的“裸楼”。他开门见到两个年轻的不速之客,意外。陆宁与林予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一提他母亲,林予立刻表示欢迎。他的家是二十平米左右的单间,有极小的厨房,无厕所,得到楼外马路边的公厕解大手。家家户户备有解小手的尿壶,他家也不例外。无暖气,生小铁炉。那几年哈市买不到好煤,烧蜂窝煤,屋里挺冷——我们三人刚一围炉坐下,林予就急切地向我和陆宁请教,怎样才能将蜂窝煤烧得火旺一点儿。陆宁家有暖气,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家也常年烧不好烧的蜂窝煤,我下乡前负责做饭,颇有经验,传授之,林予认认真真地听。屋里冷,窗上厚厚的霜不化,便也黑。主宾三人都不脱棉衣,坐得离小铁炉不能再近。

炉盖上烤着馒头片,放着有半杯水的搪瓷缸。那时十点来钟,林予正用早餐,吃一片馒头,咬一口咸菜疙瘩,喝一口水。他肯定是急性子,经常捅火,致使屋里哪儿哪儿都落一层灰。他坦承自己生活能力差,几乎不会做饭。他说他发现,烤咸菜疙瘩别有滋味,比不烤好吃多了。

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文学话题。肯定是谈过几句的,但也可以肯定不是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反而是“政治”。

他感激我们拜访他,嘱我们不可对外人道,怕我们因而受牵连。

我和陆宁都说不怕那些。

他说当然也没什么可怕的,但会影响我们进步啊!

我说谁爱进步谁进步,我自己根本不打算进步了。

陆宁则请他放心,保证我们以后对他的拜访将是“秘密行为”。

他笑了,说那我们以后就是他的青年朋友了。

我说你还不了解我俩呀。

他说已经了解了啊。

他关于政治的全部话语可概括为两个字——“正义”。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话是:事关正义与否,那也不能人人都充聋作哑吧?我的兴趣在文学,又不在政治。但非逼我表态,我当然就不能表那种不正义的态啰!

我和陆宁都说,我们也是尽量在做同样之事的人。

我们离去前,我告诉他,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留城了,我会嘱咐弟弟妹妹来看他,帮他干些他干不来的活。

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就成了林予家的“常客”。

再后来,逢年过节,林予和夫人赵润华,也必去到我那没个家样的家中看望我母亲。他们夫妇称我母亲“嫂子”,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都称他们“林老师”、“赵老师”。

再再后来,连我另一个同样是兵团知青的弟弟探家期间,也必会去看望林予夫妇。而我,若回哈尔滨了却没与他见上一面,即使仅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他也会挑礼的。

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于是连同他的夫人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我家在哈市没亲戚,他们夫妇也是。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却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们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

而他们夫妇必会双双而至。

两家的关系可用休戚与共形容。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小白楼”,按要求将其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改编为电影剧本——此小说尚未出版,我听他谈过创作初衷,是要为邓小平“出山”后的“拨乱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故所以然,在黑龙江出版社逐级审稿时便引起对立结论,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认为极其反动。至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奋力自辩。他若不辩,一概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必定遭殃。揭发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么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响亮。

当时我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与我信任的三名同学杜静安、刘金铭、周进祥前去见他。因为我常“北大荒”长“北大荒”短的,他们也都读过《雁飞塞北》,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林予那一年五十余岁,头发花白,看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在我们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

他见了我们格外高兴,对我之亲热令我的同学们暗觉惊讶。我在电话中说定了要在他那儿吃午饭的,他从食堂打回了几样菜,我们在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一斤肠和几瓶啤酒。

在他的单人房间里,我们与他都无拘无束,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问他剧本改得怎样了。

他说“请”他亲自改,他不来准是个事。说那也不能照“他们”的要求改呀,说他只不过是在敷衍着改,吃得不错,住得也挺习惯,全当度假了。哪天让他走,当天就走。还命他改的话,就继续敷衍。

关于文学,我们也就谈了那么几句。在当年,文学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正是“四人帮”所谓“政治谣言满天飞”的时期,从各种渠道汇集至“小白楼”的资讯极其丰富,预示着中国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两个多小时内,林予基本上是在谈“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国之命运将会如何令他分外焦虑。我不断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么的激动,无济于事。

那日证明了这样一点——他这个人自我保护意识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实很低一样,实在是别人爱莫能助的。他似乎自有一套简单的判断人的逻辑,即——倘陆宁的母亲是他所信任的人,那么她的儿子陆宁当然也是;那么陆宁的朋友梁晓声同样是;梁晓声带去见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学里开始追查“谣言”,我殊觉不安,一一告诫三名好同学,万勿出卖林予——他们都说,咱们根本不曾一块儿去见过什么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后,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楼里,有人大声唤我接电话。我通过公用电话听到了林予的声音,他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在他家吃饭,“赵老师”做了一桌子菜。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他说:“我亲自把你弟弟妹妹请来的,我们为你的小说获奖在我家庆祝一番。”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端却说:“不多聊了,旁边有人等着打电话。”

原来他也是用他家住的那幢楼的公共电话与我通话。

1984年,我的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同时获奖,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他。他与我约定,三天后的下午要带人到我家见我。

我考虑到我家的不成样子,犹豫。

他却说:“晓声,可不能因为获奖了就摆架子,谁登门拜访你都应该欢迎,何况是我要带去的人!”

或许因为他的家也不怎么样,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为难。

我问:“是你朋友吗?”

他说:“朋友谈不上,却是一个好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一个特别好的人。”

不料三天后他带去的是市委宣传部长陈凤晖同志。刚下过很大的雨,他们两位坐的“上海”轿车开不进我家所在那条又脏又窄又泥泞的小街。他俩没穿雨靴,进我家门时四只鞋都成了泥鞋。而我家二十八平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后盖,分成了四部分。我的老父亲已经退休回到哈市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结婚了,且都有了孩子,不分割怎么住呢?因为林予要带客人来,我老父亲从他们所住的六平米的小屋躲让到邻居家去了,我的疯哥哥被关进我一个弟弟家的小屋去了。而我能够待客的六平米的小屋里,这里那里放着盆、缸子、瓶子,接漏雨。在那么一种情形下,什么话题都没法谈。我的哥哥不断从小窗口朝这边探进头,冲林予和陈部长傻笑。我尴尬,他俩也都觉来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时,陈部长坐不住了。

林予却说:“晓声,我俩来得好,来得实在是太好了!凤晖部长,晓声他父亲可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他家这种情况你当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国家也太对不起老建筑工人了!”

陈部长叹道:“是啊。”

“你别只说是啊,你一定要给解决实际困难!”——林予的话说得急头白脸的。

陈部长说:“我想办法,是我应该做的事。”

林予又对我说:“听到了,晓声你要催着他办!”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林予说:“让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轮番陪着去找他!”

陈部长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这么激动嘛,你看你搞得晓声都脸红了!”

分明,林予与陈部长确实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两个好人之间的对话。那情形给我留下的印象异常深刻,所以我终于敢用引号将他们各自的话引起来了。

过后我了解到,陈部长曾是市委机关干部,“五七”们被戴上了帽子,“文革”中任部长才两年。

1986年,哈尔滨市政府批给了我家一处楼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米左右,作为对中国第一代老建筑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奖励房。自然,我老父亲也是沾了我这个作家儿子的光。此事对我的亲人们是巨大的福祉,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们的父母自从成为我们的父母以后,到那一年为止,还从没获得过政府给予的任何福祉。它使我七十多岁的老父母可以在家里上厕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气的温暖了;也使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几平米。而我再回家探亲时,不愁没处地方住了。

此后,林予和陈凤晖部长,在我和我的亲人心目中,是大恩人,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大救星”。

我所深感内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赵老师的追悼会我竟都没参加,忘了当年我被什么鸟事拖绊住了,每一回想便觉自己甚是该死,成为我此生最内疚的事之一。但林予夫妇生病期间,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经常去看望,连我年近八十的老母亲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亲往医院去探视过,这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内疚。

林予夫妇的独生女儿嫁给了外国人,已定居国外了。他们在哈尔滨再也无任何亲人了,估计,哈尔滨人中经常怀念他们的,除了我的弟弟妹妹,再加一个曾经的哈尔滨知青,就是我了。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时,每次必怀念起他们夫妇来。因为我们对父母的怀念,是与对他们夫妇的怀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法分开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这样的事,也许只有异常年代才会发生么?

或者,这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魏国学

魏国学是1966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因为他们是那年3月到达“北大荒”的,自谓“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农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当年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的知青,并且是二团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为七连的战士。七连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几人。我们知青整二十人,分为男女两个班。比起来,“老战士”是多数。

当时七连已有小学校,在连队主路的一端,是路边的一幢土坯房,盖得较高,一分为二,各有门窗,成为两间教室。我们知青路过时,曾见魏老师也就是魏国学带领学生们在起土豆——小学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许所收获的土豆卖给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学经费。

在部队时曾任过文书,是七连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关于魏老师,我们也就知道这么多。

第二年连里来了更多知青,总数二百余人了。人气旺了,一些“老战士”受到新气象的鼓舞,纷纷将家眷接来,应上学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学校的老师,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师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如此这般地,魏老师成了魏校长,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据说,因为我担任着一班班长,连长指导员起初不同意,魏校长坚持,说他认为我能成为一名好老师,连长指导员拗不过他,只得同意。我不知道他缘何那么认为,没问过。

除了在特定场合,我们并不称他校长,都习惯于叫他魏老师,他自己也更愿意我们叫他魏老师。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绝不是一个别人难以接近的人。因为他实际上待人一团和气,微笑是他脸上最经常的表情。如果他对谁有好感,那么那个人与他在一起时,面对的几乎总会是一张微笑的脸。他的微笑使人心里特别舒服,他仿佛在用微笑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这使我愉快。读懂了他的微笑,如果你是那个“谁”,即使内心里正有烦愁苦绪,也会受到他的微笑的感染,生出几许愉快来。

说他们是“老战士”,其实他们都并不老,平均年龄三十二三岁,有的还耗着没成家呢。魏老师年龄大点儿,却也不过三十五岁,算是“六六三”中的老大哥了。但我们知青的平均年龄才二十二三岁,与他们比起来,还是会觉得自己仍很青涩。何况,他们是真正当过兵的人,而“战士”只不过是我们的“浮名”。普通的我们对于他们,内心是很尊敬的。

据说,魏老师是有倔脾气的。他是支委,连里的某些事一到支部上去讨论,他的态度是不容漠视的。如果他持反对意见,连长指导员都拿他没辙。但从他在老战士中享有的威望判断,他的倔多半与他认为必须坚持一下的原则有关。而连长指导员与他的关系却很好,证明他的倔大抵是有正当理由的。

但他从没对我们四名老师倔过,我们是享受他的微笑最多的人。用时下的说法来形容,他的微笑特阳光。他的微笑首先起源于他的幸福感,与比他年轻的“老战士”们相比,他军龄长些,工资高些;而他们的工资,仅比我们知青的工资高一级。他本农家子弟,吉林的农村是农村,“北大荒”的农村也是农村,并且叫“连队”,有食堂、卫生所,人口成分也以复员战士和知青为主,文化素质高,各方面远比农村强。何况在连队他还是领导班子成员,是校长。并且,我们四名老师共同的“嫂子”,身材好、样貌好、性格好、善持家,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端的是美好姻缘——她是他从老家吸引到兵团的。

他的幸福感还源自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他将之当成事业谋发展、图进步。麾下有了我们四名知青后,他的干劲更足了,立志要使七连的小学成为团里的模范小学。总之他是“六六三”中的“扎根派”,乐不思蜀。

受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也都认真负责。他对我们一视同仁,对我则更好一些,总是私下鼓励我,希望我首先成为团里的优秀教师。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了,每将我邀去共享。我没辜负他的希望,一年后评上了优秀,还在团里的教师集训班进行过讲课示范,这使他特别高兴。

一日,我在他家与他聊天,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格外好——原来他也将我视为知青中的“扎根派”了。

他说:“你的愿望我向连里汇报了,连里支持。”

我诧异地问:“我的什么愿望啊?”

嫂子从旁说:“就是你告诉过我们的,等你父亲退休后,你要将父母与哥哥一起接到‘北大荒’的愿望呀,你不是说要在咱们这儿为父母养老送终,与哥哥共度晚年吗?”

我是一度有过那样的想法。

他接着说:“连里非常欢迎一位退休的‘大三线’老工人也在咱们连落户。我要求将我家旁边这块地为你保留着,以后你的家就盖在我家旁边,咱们做近邻。还都是教师,那多好。”

他的目光从敞开的窗口望向他家的菜园子,又向往地说:“菜园子挨着菜园子,种什么菜互相参谋着,品种更齐全了。你侍弄园子不行,我教你。高兴了咱俩一块儿去打猎,冬天一块儿上山砍柴,不必求谁了。”

嫂子也又说:“要是再结成亲家,好上加好!”

他批评道:“你胡说什么呢!巍巍都三岁多了,晓声还没对象呢!”

巍巍是他们的女儿。

嫂子却认真地说:“我这不又怀上了嘛!如果我生了个儿子,晓声以后得的是女儿呢?这是很可能的事!”

他将目光望向我,斯时他的微笑竟显得有几分灿烂。

而我几乎哭了。

一方面我感动于他们的真情实意和厚爱,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憧憬,我自己并不觉得多么的美好。我曾有过的念头,只不过是我人生的最下策。不到万不得已,并不打算迈出那么一步的。

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你如果是我弟弟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替你作主了。”

魏老师的话听来不无遗憾。

而嫂子则幽幽地说:“你明白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了吧?连巍巍都希望梁叔叔永远是七连的人,我也是。”

我只有说:“现在谈那些太早了呀。”

这一年冬季,七连发生了不幸的事——“出血热”夺去了机务排长的生命,他也是“六六三”,曾经的坦克兵班长,才三十二岁;他妻子小吕刚过二十五周岁。

全连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双方的父母亲人来了七八位,追悼词是我写的,并且是由我代表全连在追悼会上读的。

两天后,在魏老师家,他与我进行了如下谈话:按他的说法是——小吕一直在哭,她不愿离开七连。而她父母则态度坚决,命令她必须跟随他们回河南老家的农村去;除非她不久后能在七连实现二次婚姻。支部为此开了一次保密会议,这次会议与我有关……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十分诧异。

魏老师欲言又止。

嫂子替他说:“小吕对你有好感……”

我瞪着魏老师半天说不出话。

“不是我的主意,真不是……”

魏老师脸红了。

“是小吕自己表白的,她说你如果愿意,那她就留在七连等,等多久都行。确实不是你哥的主意,试探一下你的态度,这是支部给你哥的任务……”

那日,嫂子第一次用“你哥”二字来跟我说她丈夫,以后就一直对我那么说了。

我完全懵了,良久才说:“我考虑考虑。”

那是我认为不至于伤到谁的唯一说法。

小吕我是熟悉的,也是个形象好性格好的女子。“六六三”老战士们的妻子差不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出众女子,因为他们自己都曾是部队的优秀士兵,不但是挣工资的人,还是仍属于准部队的人。小吕是家属排的班长,我每带学生们配合家属排义务劳动。

第二天我将考虑结果写在了纸上,当面交给魏老师——写在纸上的理由全是委婉的借口。

实际上我又准备为家庭抱定独身主义了。

“哥”看罢,叹道:“理解。”

沉吟片刻又说:“千万别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说:“没有。”

反倒觉得自己很歉意。

不久《兵团战士报》发表了一篇我写的纪念雷锋的文章,我因而调到了团报导组——那时一团与二团合并了。

行前“哥”和嫂子请我到家吃了顿面条,算是为我送行。

我看得出他们是那么舍不得与我分离,也明白请我吃面条的含意,感动地向他们保证,一定常回七连看他们。

我在团里只当了一年多报导员,后来成了木材厂的抬木工。

“哥”到木材厂去看过我,劝我再回七连当老师。

我觉得那会使他为我承担解释不清的种种议论,拒绝了。

1974年我上大学了,走得仓促,竟没回七连与“哥”和嫂子话别。

往后我的人生年复一年似乎过得快极了,想到他们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狍的眼睛》,内容是我跟随魏老师进山打猎的事——一团的一名返城知青读到了,写信告诉我兵团取消后,七连撤点了;魏老师调到别的连又当了几年老师后,病故了。

于是在我的散文中又多了一篇《写给嫂子的信》——那封信她没收到,因地址有误被退回了,便仅仅成为一篇散文。

以后十余年内,我的人生依然如负重物,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家六个大人有五人下岗,作为实际上的长子,想无压力非六亲不认不可。

直至2010年后,弟弟妹妹、弟媳妹夫们先后到了退休年龄,多少都有退休金了;每家都受惠于动迁住上了楼房了;下一代都大学毕业工作逐渐稳定了——这时,直至这时,我的人生才终于从容淡定了些。

而父母早已故去,我往七十“奔”了。

人到了此种年纪,回忆渐成习惯,想不回忆都不可能。而一回忆,呀,呀,原来我又是那么的幸运!从青年到老年,竟有一位又一位的恩人,或民间所言“贵人”,曾那么真心实意地关爱过我,以他们冬日暖阳般的友情温暖过我,使我从不曾在精神上垮掉过!——可我却一向没报答过!

我深怀此种大内疚终于获得了嫂子的手机号码。

“晓声吗?你真是梁晓声吗?”

她语音颤抖。

我说:“嫂子,是我呀。”

四十余年不曾相见了,她已是七十多岁有重外孙子的人了;当年我经常带着玩过的魏巍都五十多了,早早地当上外祖母了。

“晓声你还好吗?”

“还好。”

“我们有时会从电视里看到你,每次魏巍都特别高兴。她还把你写的一篇文章读给我听,是《狍的眼睛》对吧?你在文章里写魏老师‘待你如兄长’,对吧?……”

那篇文章主要是写狍的;写到我和魏老师关系的也就那么五个字——我真混蛋,为什么不多写几行而是一笔带过呢?

“嫂子,不聊那些了。快过春节了,让魏巍告诉我一个银行卡号……”

“坚决不许你寄钱!我们的日子都还过得去,你有空儿来看看我们才好……”

“我有一处老宿舍楼的房子在装修,装修好了先接你们到北京玩儿……”

我已了解到,她们三代人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而是有忧有虑。

我当然不会服从嫂子的话。

如今又三年矣,嫂子和魏巍并没来过,生活有压力的人是没闲心逛北京的。我也没回去过,因为身体其实总是不太平,怕旅途之劳了。

好在有手机。

也好在,有了魏巍的银行卡号了……

崔长勇

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跻身于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不论是能歌善舞的还是喜欢作词作曲的,也不论是热衷于曲艺的还是热爱文学创作的非宣传队员知青,即和我一样的知青——有不知道崔长勇其人的吗?

即便有,那也肯定是少数。

多数人不但知道他,而且还不仅一次地见到过他。特别是跻身于师、团宣传队的知青,崔长勇这个名字似乎意味着是他们的“文艺教父”,获得到他们相当普遍的尊崇。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此语当年在兵团文艺知青中流传甚广,用以形容崔长勇麾下之文艺知青的众与精。

三千绝非多么夸张的数字,以每个团的宣传队起码三十人计,全兵团几十个团,再加上热爱文学创作美术创作的知青,估计少也少不到哪儿去。

我们当年虽尊崇他,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叫他“老崔”。

老崔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师范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他那一年,他已是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文艺处的干事;处长是沈阳军区的现役军人。

我因为在《黑河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由师里推荐,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参加了全兵团第一届“文学创作学习班”,由而与他结下了五十余年的深厚友谊。

记得那日大雪。佳木斯列车站前,两名着宾馆服务员制服的姑娘展持横幅,其上写着迎接等字。横幅旁,伫立着戴棉军帽穿兵团服的干部模样的男子,脸上有眼镜,自言是文艺处的。该接的人到齐了,便都上了一辆面包车。

我们住兵团一招,离车站不远,是三层楼。在佳木斯,属于较高级的招待所。

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享受有车接,住那么高级的招待所的待遇。伙食特别好,每天都能吃到猪肉炖粉条,还有鱼、小鸡炖蘑菇。鸡蛋咸鸭蛋,更是顿顿早餐必有的。共集中了二十几名文学知青,三人一个房间。写作可以在会议室,允许吸烟。

三天后我心大为不安,根本就没带什么构思去的,唯恐留不下作品,脸上无光。

我在饭桌上发牢骚:“你们都说老崔老崔的,怎么还没露面?要等到快结束了才接见咱们一下吗?”

比我早到者皆笑。

一人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这才恍悟,原来几乎每天所见的“崔干事”,便是人人常提到的“老崔”,尴尬地又说:“我以为有两个姓崔的,你是小崔呢。”

他说:“我也希望自己在你们眼里是小崔呀。”

老崔非但不老,还称得上是美男子,在招待所总不穿棉衣,单军上衣的领钩也总是钩住着,眼镜使他英气勃发而又文质彬彬——如果他穿长衫,会使人联想到《早春二月》里的萧剑秋。

饭后我去到了他的房间,要求离去。

他问为什么。

我坦言心中惭愧。

他却说:“也没谁宣布都得留下作品的硬性规定啊。学习班嘛,就是为大家营造一种有利于互相交流心得的机会。既来之,则安之。没有构思不是事儿,给你个任务,为别人的构思充当参谋。你们师推荐你来了,我就相信你是有潜力的,只不过待开发而已。”

他那么说,我不好再坚持了。

十二天学习班期间,我只当“参谋”了,谁愿意向我谈构思,我都洗耳恭听,恳谈自己的感受。

不久学习班上流传一首关于我的打油诗:

白墙孤影台灯,

冥思苦想晓声。

从早到晚参谋,

熬煞绿脸孩儿。

是老崔对别人信口吟成。

学习班的文学知青比之于文艺知青,年龄都大些,高中的居多,初中的极少,我是之一。也许由于这原因,他视我为“小老弟”,殊多关爱。

学习班结束,在车站,我又当众对他说:“下次我绝不参加了!”

他笑道:“别介呀!你对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下次有备而来就是了。你不来,他们也不答应啊。”

我已交下了数位良友,他们皆从旁说肯定不答应。

在第二次学习班上,“绿脸孩儿”成了我的绰号,老崔的口头语“别介呀”成了流行语。

我将我带去的构思讲给老崔听。他静静地听完,只说了一个字:“行。”

我说:“我要你提修改意见。”

他说:“没有。你已经构思得很成熟了,写好它。”

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就变成了一个言简意赅之人,几乎口无废话。

我又说:“不知起什么题目好。”

他说:“你写的是老职工为知青当向导的事,那题目就是‘向导’呗,何必还在题目上挖空心思呢?”

学习班结束不久,《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虽仅三千余字,却也占了一版。珍惜树木之内容,与政治无涉。

那时老崔已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了。他居然写信问我家的住址,信中说他经常到哈尔滨开会,可代我探望我老母亲。我因我家太不成个样子,本不愿告诉他。犹豫再三,还是回信告诉了。

而他,每到哈尔滨开会、办事,但凡时间允许,必会到我家去,总不空手。当年五六元钱能买到的无非蛋糕、饼干、罐头。但当年的中国人在单位随婚礼的份子钱,五六元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为不安,去信表达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几行字令我沉思良久。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是——受到了震撼。那几行字是:“我所满腔热忱来做的事,不但是要为兵团培育文学种子,还有更大的心愿,便是为中国的将来在兵团保留一批文学种子。也许你们中有人以后会成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缘为你们竭诚服务,尽量爱护你们,我认为是我的荣幸,简直也可以说是我的幸福……”

第一次有人将我以后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只不过“也许”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我母亲和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经将老崔视为一个亲人了,正如将林予视为亲人。他俩还在我家见到过,亦随之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离开团报导组成为木材加工厂抬木工后,患了肝炎却不自知,每觉抬大木时脚下打晃,意志极为消沉,给老崔写信表示,打算离开兵团干脆回山东老家插队算了。他回了一封电报,电文字是——万万不可,给我时间,容我想办法。

以后三四个月再无来信,我一度以为他的电报只不过是敷衍。

忽一日团政治部的电话打到连部,要我去会客。我到后,见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办公室里,居然穿一身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老崔说:“刚才我表明态度了,你们团如果并不爱护你,我要将你调走。”

政治部副主任说:“我也表明态度了,一定尽量关照你。你有什么要求,以后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他来去匆匆,当日便走。

我送他到长途车站时,他说:“专为你来到一团的。”

我问:“也是专为我借了一套军装?”

他说:“否则,我一名干事,谁把我当回事呢?”

相视依依不舍之际,他又说:“你如果真想调到别的团,决定了就写信告诉我。”

我明白那是他的最大能力了。

木材加工厂的男知青们都挺高看我,在哪里还不一样呢?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厚爱,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学后,老崔之喜悦过我,在写给我的信中,谆谆告诫,嘱我要学会政治方面的自我保护。并作词一首,题曰——“欣闻晓声录取于复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现在我面前。

拥抱都属情不自禁。

我问:“该不会是为我来到上海的吧?”

他说:“还真是因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编的。”

他的上海之行果无正事,却极其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非要我认识一位同是兵团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极言对方品貌俱佳,毕业后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过,与他同去了一次外国语学院,对方果如其言。

但我无心谈情说爱,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于“——”了。

我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设在办公室的床。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晚上每在我家吃饭,那时我老母亲住在我那儿,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直呼“长勇”,与他聊起来没够——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办公室聊天时曾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好编辑的”。

他却说:“你还是要写啊,不该仅仅成为好编辑吧?”

希冀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除了《兵团战报》发的《向导》,尚再没写过什么。

他的话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团已经取消;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城;当年的文艺处翻过了历史一页;老崔成了农场总局的教育处副处长。

他踌躇满志,像当年口必言文艺那般口必言教育。然而我还是看出来了,他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孤寂和失落,尽管时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饰。

我劝慰他:由干事而副处长了,终究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却说:当干事时只知干事,干得愉快。而一成为副处长,忽然觉得身在官场了,不适应,不愉快也多了……

我问:有什么不适应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几年后,我由编辑而兼是作家了,却传来他下海经商的消息。实际上,农场总局的人曾告诉我,他“搞教育”也搞得风生水起、气象更新。我认定他绝非经商的“料”,去信严厉地批评他太过自信,若尚能归位,应赶快退回“岸上”去。成为作家后,我认为我有资格批评他了。

他却在回信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心吧,老崔干什么没干好过呢?……”

后来他到南方去了。再出现于我面前,有时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阔;有时则分明很落魄,几近身无分文——于是轮到我反过来关爱他了。每每,关爱得很心疼。

再后来,他“杀回”哈尔滨去搞民办学校了。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块心病。

然而一年后传来了他被判刑入狱的消息。

我一直拒绝相信老崔会是骗子,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将一心想办好的事办“砸了”。

我因怀念他而写了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竟有狱方的干部读到了,于是他受到了些规定允许范围内的照顾——这使我感慨万千。

我曾为他补交过两次伙食费,两次都获得了与他交谈几句的机会。

双方能说什么呢?

无非他说:监狱也挺重视开展文艺活动,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好,很好。

放下电话,心中五味杂陈。

我嘱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他们去了,没见到他。非亲非眷,狱方不同意,好在东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狱中给我写过两封信,内容是读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评,也有勉励。

去年他“保外”就医,我俩开始手机通话频频。

他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勉励我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信中有“我相信你。我期待着。”两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时间回哈市去看他,忽一日,惊闻他猝故了。

我之怆然,无可诉处,便只有回忆……

曾有记者问我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吗。

我回答当然抱怨过。

问:哪些方面呢?

答:不该用精神病这种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毁了我兄长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这个弟弟一心想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亲自照顾他而不能够;“子欲养而亲不待”;恩未报而恩人故。

问:仅此三点?

答:人不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抱怨太多。

他说: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说:与策略无关。我脱口便答,乃因我思考过。

是的,关于所谓命运我的确认真思考过。结论是,其实我还是应该感恩于我的命运——它使我与文学亲近,于是我眼里几乎全没了可与别人争的利益。只要允许我创作,别的利益由别人去争好了。而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处在人际关系单纯的状况,于是友谊多了,芥蒂少而又少。个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的,如今想来,却也不能说是“小人”,是由于我没处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关系,责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运能使我对父母多尽十年孝心,能使我对我的恩人们回报几分的话,则我对我的命运感恩不尽。

实际上我是一个从中学时起就被友谊宠着的人;实际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们给予我的友谊宠到至今。因而我每觉得,凡我较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兵团、北影、童影、北京语言大学,无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单位。

我的人生体会之一那就是——命运之神其实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谊来温暖己心的人身边;那时人对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觉,并且要对好人的出现有所感恩。辨别谁是不是好人在我这儿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很,有时几番交谈,一日相处便足够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将是你的贵人,你一经明确地表现出信任好人的态度,他们身上就会相应地表现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来。在你迷惘又困厄时,即使对别人给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应有本能的反应。或许,那正是命运之神要将一个好人推向你了,单等你以好心理亲近之。你若并无本能之反应,那么遗憾的是你自己。

当然有人会这么说:对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

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我们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为芸芸众生之一的我们,若在需要友谊之时而别人无私地给予了,难道他们还算不上是好人吗?

不错,林予、魏国学、入狱十几年的崔长勇,在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看来,确乎只不过是寻常一个人罢了。

但我倒要反问了——凡那认识他们的人,有谁能说出他们不好的方面吗?我是从没听到过的。

凡那被许多人所认识,却没有谁能指谪其不好之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备君子仁人的品质,单等我们去发现。

“文艺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编的,生活里才没几个好人!”——中国人每如是想。

“生活里才没那么多坏人,电影小说里的坏人大抵是虚构的。”——别国的许多人却反过来想。

我们中国人实在愧对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该用我的笔揭示出——倘谁眼中无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进化方向。

我来带个头,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2017年4月10日北京

【责任编辑: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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