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都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称呼不一，写的都是同一类人。
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 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当隐士的如果改变行迹，进入官场，这叫“入世”；当官僚的如果改变行迹，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叫“出世”。我们就从这一“出”一“入”上，也可以看出“隐士”与“官僚”的对应关系了。一般的农夫樵子是绝对不能称为“隐士”的，试想，如果一亿人里头有九千八百万“隐士”，那“隐士”还能值钱么？
“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它们彼此依存，有矛盾，也有联系，它们是被历代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统治黎民百姓的两种政治势力。这对于某些愤恨官场、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来说，似乎是有点委屈，但少不能胜多，点不能概全，就几千年来滔滔汩汩的所谓“隐士”这种文化现象的总体而论，对其基本性质我们不能不下这样一种严峻的结论。
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应该是自从有了官僚，同时也就有了“隐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 “官僚”与“隐士”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说不大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封建时代的人写的。这里面尽管也写了某些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人物、故事，但这些有的只是一种传说，更有些完全是带有个人目的、个人色彩的编造，所以可信程度很差。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今天没有那时的材料，而只有现存的这些故事和传说，那么我
中国最早的隐士，看来要算巢父、许由、王倪、善卷等人了。据皇甫谧《高士传》说，许由是唐尧时代的人，唐尧想把天下传给他，许由不仅不接受，而且还认为是唐尧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于是赶紧跑到颍水边上去洗。正当许由在颍水里洗耳朵的时候，有一个人牵着牛到水边来饮，这个人就是巢父。他问许由在干什么，许由把事情向他说了一遍。巢父听了很生气，说：“你在河里这么一洗，不是把整个河水都给弄脏了吗？那让我的牛还怎么喝？”于是便只好牵着牛绕到上游去饮了。这种故事大体都来源于《庄子》，是庄周学派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编造出来的情节。司马迁对此是不相信的，他在写《史记》的时候，曾特意地加以辨明，剔出不要。
据《史记•齐世家》，姜太公一辈子怀才不遇，到处碰壁，直到七十多岁了还在渭水河边上当隐士。有一天，西伯姬昌（即日后的周文王）要出门打猎，临行前占卜，得到的解释说这回获得的将不是龙、不是虎，而是一位王者之师。结果周文王在渭水边上遇到了姜太公，后来姜太公遂辅佐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关于伯夷、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长子与三子。老国君死后，遗命传位于三子叔齐。叔齐不受，让位与大哥伯夷。伯夷也不受，兄弟二人遂一齐离开孤竹，前往投奔西伯姬昌。当时姬昌已死，周武王正载着其父西伯的灵位，出兵东下讨伐殷纣。伯夷认为这是不仁不义的，于是前去扣马拦阻。周武王不听，终于灭掉了殷纣。伯夷、叔齐赌气地隐于首阳山，发誓“不食周粟”，最后竟自饿死了。伯夷、叔齐曾受过孔子的表扬，司马迁认为可信，于是把他们写在了《史记》“列传”的第一篇。
春秋时代的隐士，据《左传》记载有介之推。介之推与赵衰、狐偃等都是晋文公的佐命大臣，他们一同跟着晋文公在国外奔走了十几年，最后辅佐晋文公打回了晋国。晋文公取得政权后，介之推看不惯群臣们那种争权夺利，那种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于是不告而别，躲到深山里去当隐士了。晋文公无法寻找，心想如果放火烧山，肯定可以让介之推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介之推抱木焚死，竟是宁死也没有出山。当地的老百姓同情介之推的遭遇，遂把每年阴历清明的前一天定为“寒食节”，每到这一天大家都不生火，以此来表示对介之推的悼念。
春秋末期的隐士，据《论语》记载有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篠丈人等。据说有一天孔子在蔡国的田野上迷了路，刚好这时路边的田里有两个高大粗壮的汉子（长沮、桀溺）在那里耕作，孔子便打发子路前去询问。两个汉子说：“那边车上坐的是谁？”子路说：“是我们老师孔丘。”汉子说：“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两个汉子头也不抬地说：“他那么聪明的脑瓜还用得着向我们问路！”接着又问：“你是谁？”子路说：“我叫子路。”两个汉子说：“如今天下黑暗动乱，就如同那滔滔的洪水，到处都一样，谁整治得了？与其跟着你们先生东奔西跑地躲这个，投那个，你还不如来跟着我们干脆同这个倒霉的世道彻底决裂！”后来孔子在楚国首都的街上路过，忽然一个“疯子”（楚狂接舆）踅到了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变得这么衰弱？过去的‘圣世’已经一去不再复返，还是多想想今后的日子吧！完啦，完啦，如今的执政者危险啦！”孔子听了很有感触，刚要下车找他谈谈，可是一转眼就再也找不到了。
战国前期的著名隐士有段干木，魏文侯时人，据说魏文侯请他做官，他不做； 魏文侯去拜访他，已到达门前，他避而不见，竟翻墙而走。《战国策•齐策》里写过一个隐士颜斶（chù处）。据说有一次颜斶遇到了齐王，齐王向颜斶招呼说：“颜斶你过来。” 颜斶说：“齐王你过来!”齐王不高兴地说：“究竟是国王尊贵，还是你这个士子尊贵?”颜斶说：“国王不如士子尊贵。当年秦兵攻入齐国，秦将下令说：‘柳下惠当年是这一带的名士，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坟墓。不管是谁敢到他的坟上去割一把草，也将定斩不饶。’接着秦将又说：‘谁要是能够砍来齐王的人头，他将得到千金万户侯的爵赏。’两相比较看来，活齐王的人头似乎还比不上死士子的坟丘哪！”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值得怀疑，因为《战国策》作者写书的意图就是为了吹捧士人，夸大士人的作用，来为他自己所属的士阶层张目。但是战国时期的士人，不论是策士、文士、侠士、隐士，他们都有一种傲视王侯的习性，这一点倒是的确存在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中有老子和庄子，他们都发表过许多非常典型的隐士言论，所以尽管当时没有人称老子、庄子为“隐士”，但后来的人们写《高士传》时却总是把他们写进去的，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把他们归入了“隐士”的范畴。
秦末汉初的隐士著名的有圯上老人与商山四皓。圯上老人就是张良早年避难时在下邳破桥（圯）上遇到并接受了他的赠书的那个颇有神秘色彩的老头儿。商山四皓见于《史记》，他们是秦末的隐士。当刘邦灭秦灭项建立了西汉政权，晚年想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赵王如意的时候，吕后听取张良的主意，派人请来了商山四皓，通过他们的活动，保护了太子刘盈的安全。
从遥远的荒古到西汉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中间，有记载的隐士是不多的。从这些有记载的隐士的政治态度上看，以厌恶官场，不与现实统治者合作的居多。也正由于他们人少，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一贯可循的政策，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尽管孔子也曾大声疾呼过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但当时并没有谁来理睬他。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这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所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很自然地就做起了“举逸民”的工作。
《后汉书•逸民列传》说：“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召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既得实利，又获好名声，刘秀何乐而不为呢？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做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也就是说，从东汉后期开始，脱离官场，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
我们需要分清的是，西汉后期隐士的出现，是针对王莽篡位这一个具体事件而发，而东汉后期隐士的大批出现，则不仅是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乃是与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社会风气紧密相关了。东汉后期，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东躲西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使当时很多人的心灵上都蒙了一层悲哀绝望的阴影。同时，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大肆泛滥起来。接着又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更加动荡不定了。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倾向：一是颓废没落，沉湎于酒色荒淫；二是服食炼丹，幻想着飞举成仙；三是脱离人世，钻入深山野洞去当隐士。我们只要一读汉末的乐府与文人五言诗，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几种倾向。
从这时开始，中国隐士的历史逐渐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以后不仅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们喜欢当隐士，而且即使是现任的政府官僚们也总爱以“隐士”相标榜。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大事不表态，不关心。
这种行为如果在先秦、在汉代，会被人骂为“尸位素餐”；但是在魏晋或魏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斥责，反而会被人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与汉魏之交、魏晋之交的政治迫害分不开的，当时许多有名的文人如孔融、杨修、祢衡、何晏、嵇康、陆机、郭璞等，都是死在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旋涡中。为了躲避这种迫害，有些人躲进深山去当隐士，如孙登、董京等； 但也有许多人离不开官场，于是便整天喝酒、吃药、谈玄，反正不谈论国事，不评论人物的优缺点，这种人的代表就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这种人也说自己是“隐士”，而且调门唱得比任何隐士都高。他们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因为他们是害怕经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间；而能够“隐于朝堂之上”的才能算是“大隐”，因为他们内心修炼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扰与诱惑。
本文摘自韩兆琦著《中国古代的隐士》，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