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安徽改变了区域经济版图。

“以前看安徽，都是看农业；现在看安徽，都是看创新。”

“过去，安徽是‘不东不西’的尴尬；如今，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成员。”

......

一个后发崛起的省份，彻底改变了固有的区域形象。

大历史的发端，往往都在不经意间创造的。

1978年初冬的11月，当小岗村18位村名聚在一起，摁下“包干到户”的红手印时，芜湖市中山路上的年广久，正忙着炒瓜子。

此时，1000公里外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20天后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又过了5天，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改革的春风里，从1979-1984年的第一个5年，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全国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中央决定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安徽的工业化大门被用力推开。

从“轻工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用力推开工业化大门

1984年，海尔、联想、万科、TCL、容声等公司成立。同年，安徽家电产业也迎来两位领军者，一位是在合肥，张巨声进入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并转产电冰箱，即后来的美菱冰箱；第二位是在滁州，扬子集团成立，宣中光任董事长。

他们在日后的中国经济界叱咤风云，1984年由此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当时，张巨声取名“美菱”，是希望产品能美过三菱，这个寄托着产业超越的名字，果真创造了中国冰箱产业的奇迹。1985年引进意大利生产线后，由于准确把握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到1989年，美菱冰箱进入全国行业第4位，跻身中国企业500强。

在滁州，宣中光走了一条全新的改革发展道路，撇开传统国企的束缚与负担，到1991年，扬子已成长为中国家电业的龙头企业之一。1992-1993年，扬子冰箱名列中国冰箱业排行榜第2位。

到1993年，在陈荣珍的带领下，“荣事达，时代潮”的广告语响彻全国；8月30日，美菱集团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公司。同样是在合肥，9月4日，姜万勐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VCD，这是消费电子产品有史以来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成果。但由于没有进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遭遇发展波折，如今的VCD，已经变成记载家电发展史的一种展品。

1993年，也是继1984年后，中国企业改革的又一个标志性年份。这年3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有企业”正式替代“国营企业”的提法。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安徽工业企业也进入新阶段。

1994年4月，安徽省经济成果展在北京举办，国家领导悉数出席，美菱、荣事达、扬子等家电企业精彩亮相。在这次展会上，安徽宣布“冰箱、洗衣机、空调产量已分别位居全国第1、第2、第3位”，第一次打出了“轻工大省”的名号。当年，安徽省经济增长率超过20%，全国领先，被国家统计局称为地区经济的一匹“黑马”。

北京展览结束后，原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荣事达洗衣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第一家由外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陈荣珍就玩了一把漂亮的资本运作。他把合肥洗衣机厂所有家当作价300万元，凭此作抵押，一举在银行贷款2700万元。陈荣珍以小搏大，在资本运作中第一次提出“无形资产”的概念，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最早的。

经过一番运作后，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团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一年之后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陈荣珍由此在家电行业被称为“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在“轻工大省”地位确立的1994年，安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99%，领先全国大多数省市。同时，安徽工业结构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1996年，一篇发表在《决策》上的文章《轿车工业：把安徽载入新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七五和八五，我们选择了美菱、扬子、荣事达、古井、芳草等一批轻工产品作为重点发展，使我省跻身轻工大省行列，改变了安徽的形象；如果九五再选择轿车作为支柱产业精心加以培育，并使其尽快形成规模，我省将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优势产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当时经过多方谋划，汽车项目成为“九五”时期的安徽头号工程——“951工程”。

1997年1月，奇瑞汽车公司注册成立，在“干不成就跳长江”的激励下，奋斗近3年后，1999年12月18日，奇瑞第一辆车下线。

从第1辆到第100万辆汽车下线，奇瑞用了8年。如今，奇瑞已进军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新领域。20年来，奇瑞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改写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格局，打破了两个存在已久的所谓“神话”，一是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自主开发轿车，二是汽车工业企业必须与外商合资。

就在安徽热火朝天的工业化浪潮中，两位轻工业界的“元老级人物”告别征战多年的沙场：2002年7月，张巨声和陈荣珍退休。安徽家电业“两巨头”转身离开。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此后在安徽，集聚了海尔、美的、格力、长虹、TCL、三洋、康佳、西门子、惠而浦等国内外家电业巨头。合肥成为家电品牌集中度最高、产业链配套最完整的城市，崛起为“中国家电第一城”，还带动形成了合肥—芜湖—滁州家电产业“黄金三角”。

不仅仅是家电产业，整个安徽的工业经济，从总量到结构，都在酝酿大变革。

两年后的2004年4月，安徽省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全面实施“861”行动计划。十多年时间里，“861”成为安徽高频词，每年推出一批大项目，壮大安徽经济筋骨。

努力终于赢得收获，2010年，安徽省第二产业占比首次超过50%。又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工业化，到“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标志着安徽正式跨入新兴工业大省行列。

但与工业化相对应的城市化进程，安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增速缓慢。怎样突围城市化，是安徽崛起的一道必答题。

这一次，省会合肥被寄予厚望。

大合肥隆起：“最活跃的改变者”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作为后发地区的安徽，却在二产比重超过40%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统计显示，1995年，安徽省城镇化率仅为20%左右；2002年，刚刚达到30%，进入区域经济一般规律上的城市化提速期。相比全国1998年城市化率超过30%，安徽已是落后4年。

究其原因，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合肥的带动力不强，是主要因素，这成为安徽的城市化之痛。分析当时“省会间的较量”发现，合肥与周边的南京、杭州、济南、郑州、武汉、南昌相比，经济总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处在“谷底”，在全国36个大城市中排名第27位。

再从当时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上看，武汉是44%，杭州是25%，南昌是22%，而合肥只有11%。首位度低直接造成辐射带动力弱，在周边省会南京、武汉、杭州“跑马圈地”构建都市圈的挤压下，合肥面临多重尴尬。

在安徽的战略棋盘上，“位皖之中”的合肥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占据“天元之位”，是其他城市无法取代的。安徽要发挥后发优势，做大做强合肥，是必然选择。

于是，2002年3月，合肥进行区划大调整，撤销饱受诟病的郊区这道城市化的“一堵墙”，重新划分成立四个区，城区人口与面积双双增大。与此同步，一个改变合肥发展轨迹的规划出炉，即“千亿合肥”。

以当时合肥自身的产业基础和空间承载力，到2008年实现千亿目标需要超常规增长，由此，建设面向巢湖的滨湖大城市，构建联动周边的合肥经济圈，作为两个策略被提出。

转折性的改变，发生在“千亿规划”提出3年后。2005年，合肥开始大拆违；转年到2006年，大建设、大招商启动；11月，滨湖新区打下第一根基桩，“现代化滨湖大城市”第一次成为合肥的主战略，“141”组团勾画出未来大都市的空间布局。

就在2006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提前实现千亿目标规划，并首次超越太原，走出中部省会经济总量“谷底”的尴尬。

门槛一旦跨过，就是连续“跨栏”的加速度。

2011年，合肥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首次进入大城市行列；仅3年后的2014年，突破5000亿；又过3年，2017年突破7000亿。

从2006年开始的十年里，合肥连续赶超8座省会城市，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强，并以连续10年平均增长率全国第一，被称为“最活跃的改变者”。按照合肥的总体发展规划，2020年经济首位度将达到25%。

就在经济总量千亿合肥实现的2006年，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以合肥为核心的省会经济圈”；到2009年8月，正式确定为合肥经济圈，形成合肥、六安、巢湖、淮南、桐城的1+4格局，对整个安徽来说，是真正的“圈造天元”。此时，距离南京都市圈提出已过去8年，距湖北武汉城市圈、河南中原城市群提出已过去6年。

虽然是后来者，合肥经济圈的合纵连横同样精彩：2011年8月，撤销原地级巢湖市，建设环湖临江的大合肥；2013年12月，滁州加入；2016年，升级为合肥都市圈，并列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五大都市圈之一；2016年12月，芜湖、马鞍山加入，至此形成1+7格局。

经济圈建设，交通互联互通是基础。回望合肥10年来的变化轨迹，不管是自身产业集群的强壮，还是对外构建“势力范围”，综合性国家交通枢纽的确立，与大合肥的改变相互促进。从2008年4月，第一条高铁合宁高铁建成通车以来，合肥已形成对外8个方向的“米”字型高铁网，彻底告别“铁路盲肠”的尴尬，成为中国高铁时代收获红利最大的“高铁新贵”。

在省会合肥的带动下，安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芜湖跨入“3000亿城市俱乐部”，蚌埠、阜阳、安庆、滁州、马鞍山、宣城、黄山等地市，都实现了中心城区大建设。由此带动安徽省城市化率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仅用了13年就增长了20%，到2015年达到50.5%，首次突破50%。以此为标志，安徽进入城市型社会。

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板块崛起显得尤为迫切，这进一步改变了安徽的区域经济布局。

板块崛起：响亮的时代呐喊

一篇《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的文章，在2004年时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洛阳纸贵”，其背后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在80、90年代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富起来后，1999年，国家为缩小区域差距，开始西部大开发；到2003年，又提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突然之间，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省份，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空白地带，这直接造成中部地区与东部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与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逐年拉开差距，当时的说法叫“中部塌陷”。

听上去很沉重，但同时也孕育着上升的希望。

在这一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部崛起”的概念。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却给予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极大惊喜。在人民大会堂里，当总理念出这段话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中部省份都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崛起，已成为安徽人心中的呐喊。

大机遇恰好在此时与发展趋势相叠加，2005年，安徽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这是经济发展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指标。改变安徽区域发展轨迹的事件，很多是从2005年起始的。

首先是政策利好。2005年，安徽提前全国一年，免收农业税，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在区域政策上，2006年4月，中部崛起的中央10号文件正式发布，“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指明了崛起的路线图。在10号文件中，安徽皖江城市带与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河南中原城市群并列为中部四大城市群之一。

其次是产业转移加速，为安徽区域板块崛起提供了新动力。省会合肥与皖江地区最先受益，2008年10月，以京东方落户合肥为代表，产业转移的力量再次释放。到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一轴双核两翼”的空间布局上，包括了8座城市，如今，都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组成部分，更是安徽经济崛起的脊梁。

从皖江脊梁向南北两边看，却分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

在皖南，1979年7月，邓小平登黄山，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黄山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旅游出发的地方。30年后，以黄山、池州、宣城为核心的皖南地区，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产业链日益延伸。2014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皖北，地区经济却下滑为区域板块的“谷底”，特别是跟苏北、鲁南相比，不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策支持上的力度也有差距。江苏从2000年开始，实施四大转移、南北对接，从观念、资金、产业、干部上全方位支持苏北崛起。山东制定“突破菏泽”战略，东西挂钩、产业对接、干部互动，发展态势明显好于毗邻的皖北。

在内外挤压下，皖北怎么办？

实际上，早在2008年，安徽就出台了促进皖北地区发展的政策十条；到2010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亲赴苏北考察学习后，又出台了“新十条”，从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南北挂钩、干部交流等多个方面，促进皖北振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以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为代表，皖北各市县迎来新的发展平台。到2014年11月，安徽再次出台促进皖北发展的政策十条。连续三个十条，足见对皖北振兴的重视。

外力推动与内生动力相结合，皖北市县从“十二五”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年度增长率全省领先，成为常态；原先的人口外流，转变为劳务人口的回流。在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同步”呈现逐年加速的良好态势。

尤其是中心城市蚌埠、阜阳，变化之大引来外界强烈关注，“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冲刺安徽“第三城”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同时，怀远、界首、太和、蒙城、萧县、五河、临泉等县域经济，纷纷争先进位。

在时代大变革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百万皖北劳动力涌入沪苏浙，昨天的外流与今日回归的背后，是安徽与长三角区域互动的大戏。

东向，向东：从边缘到主角

1990年，全国人民在《渴望》的歌声中，迈进了新的十年。就像歌曲的深沉基调一样，当时的大环境并没有鲜亮明快，思想上的禁锢，亟待一场涤荡思维的大动作。

时代把一座皖江小城，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1991年11月14日，《醒来，铜陵！》用振聋发聩的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随即，《经济日报》以高调姿态全文转载，并连续发表《醒来，不只是铜陵》的一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这犹如给缺少波澜的水面投下一块有棱有角的巨石，一时间将铜陵的大讨论推向全国。

当时，已连续发表多篇“黄甫平”文章的上海《解放日报》则大声疾呼：铜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主题，对整个安徽乃至华东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共同的命题。上海与铜陵在此时形成了某种呼应，也为改革跨进新阶段做了最好的预热。

“唤醒也好，自醒也好，醒来之后最紧要的是起来。醒而不起，与睡何异？”这是《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宜在署名文章《醒来和起来》中的发问，时间是1992年1月14日。4天后，邓小平启程南下视察，发表“南巡谈话”。在上海，邓小平说，“上海开放晚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更让安徽感受到发展机遇的是，邓小平在开发浦东时的一席话，“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安徽比任何一个省都更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也更希望其成为现实。1990年7月，即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两个多月后，安徽“闻机而动”，提出呼应浦东。

1990年8月，安徽召开开发皖江常委扩大会，会议顺流而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总结会放在了芜湖。总结会上，安徽省委做出决定，“以芜湖为重点和突破口，开发皖江，呼应浦东”。

一年后的6月24日，作为外省在沪投资的第一栋建筑，裕安大厦奠基开工。

对于当时的安徽而言，大厦的修建并不轻松，安徽淮河地区刚刚遭受百年未遇的洪灾。赈灾之后，财政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显然，此时投资近4亿元修建裕安大厦，需要坚定的信念。在这一信念中，透露出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安徽对长三角的自觉归属。

时间再次回到改革重心转移的1984年。在当年召开的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上，安徽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然而在1988年，国家计委办公厅发文：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合作机构虽已不在了，但安徽经济上对长三角的自觉归属已然形成。

就在上海经济区撤销的当年，安徽即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延续着与长三角的互动。浦东开发开放伊始开建裕安大厦，已经成为这种归属、信念、决心等一切情感的“物化形态”。

1991年前后，安徽先后出台《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推进皖江开发开放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建立了皖江地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以切实推动皖江与浦东的呼应。同时，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输入等方面，安徽积极与上海及整个长三角合作。

此时，对外合作迫切需要平台载体。90年代，全国掀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

作为皖江开发的突破口，1993年4月，国家级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这是安徽省设立的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随后，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10年后，芜湖出口加工区设立，是安徽省第一家，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到2015年9月，再次破茧重生，成立芜湖综合保税区。如今，安徽已有合肥、芜湖、马鞍山三个综合保税区，它们共同支撑起安徽建设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加入WTO，进入以开放促改革的新阶段。此时的安徽，却面临因对外开放时间差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经济落差。

在区域经济版图上，安徽区位独特，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一个“宝地”，却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决策层意识到，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落后、体制落后和机制落后。

正因如此，“走出去”向先进地区学习，成为一种必要。

2002年春节刚过完，安徽省委决定选派105名县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分赴苏浙鲁挂职学习。这三个省都是毗邻安徽的沿海发达省份，安徽此举，用心良苦：安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缘于县域经济的落差，选派县市党政“一把手”挂职，意图不言而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选择。

同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再度出发，到浙江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考察学习。代表团返回合肥后的第二天，就部署动员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加快开放，扩大招商引资。2003年4月，在安徽省委七届四次会议上，“融入长三角”正式上升为安徽全省性的发展战略。合肥、马鞍山、滁州等城市开始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当时间进入2005年，融入长三角更被提升为对整个安徽发展方向的定位——东向战略，并引领安徽走进长三角的第二次高潮。

这年的6月1日，东向战略提出3个月后，在与浙江接壤的宁国，安徽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加快毗邻苏浙地区发展座谈会”，面对与会的安徽23个“沿边”县市领导，安徽省委领导直言，“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是安徽奋力崛起的必然选择。”

随后，安徽省发改委下发《关于支持毗邻苏浙地区加快发展的意见》，推进沿边地区与苏浙沪的交通、产业和资本对接，促进沿边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找准位置，服务长三角，主动当配角。

此时，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落户，被定格在历史上，是长三角与安徽经济内在紧密联系的最好见证。

2002年，联合利华关闭上海的所有工厂西迁合肥，建设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联合利华虽不是第一家落户安徽的世界500强，但开启了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时，安徽55%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60%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讯面向长三角，每年向长三角输出电力100亿千瓦时以上。

从2008年开始，一系列迹象表明，安徽多年的付出即将迎来收获的开始。此时距离安徽最初叩门长三角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这年1月，大雪飞舞，中央领导视察安徽时，对安徽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安徽迎来“泛长三角元年”，从长三角的边缘一跃成为长三角扩张的前沿。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改变安徽走向的大事：4月18日，合宁高速铁路通车。这是安徽省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高速客运专线，通过跟沪宁、沪杭高铁联通，实现了合肥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3小时直达。

时空距离的拉近，带来的不仅仅是出行时间的缩短，更有心理融入的亲近感。也是在2008年，安徽省领导首次受邀参加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2010年后，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等安徽8市相继加入长三角城市群。2014年9月，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正式出炉，安徽被整体纳入长三角范围；2016年6月，新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发布，合肥定位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

经过近30年的执着努力，安徽走过了分离、被边缘化，到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再到正式成员的转变。安徽已经成为长三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主角之一的身份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合肥已举办了2次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2019年即将迎来第三次“做东”。

回望安徽区域战略的变化轨迹，传递出强烈的信号是安徽勇于变革、敢于探索，这也是安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主调，即创新成为安徽最亮的名片。

创新：安徽最具优势的“遗传基因”

2018年10月，合肥滨湖科学城挂牌成立，这是安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平台。此时距2003年首次提出建设“合肥科学城”已有15年；距国家第一批、安徽省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高新区成立已有26年。

时间虽已很长，正说明安徽对科技创新的坚持不懈。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也是安徽40年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征。

在“皖江明珠”芜湖市，傻子瓜子、奇瑞汽车、方特乐园、三只松鼠，40年的创新基因生生不息，让芜湖成为社会熟知的创新城市。

中国科大坐落的合肥，更是走出了一条独具魅力的创新之路，大致经历了科技研发、创新试点、综合试验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合肥集聚了大量科技创新资源，成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

2000年8月，毕业于中国科大首届少年班的张亚勤，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此前一年，刘庆峰创办科大讯飞公司。4年后的2004年科技部批准合肥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这是合肥创新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合肥创新试点再次升级，获批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2009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设立，当时是安徽自费建设自主创新试验区，争取到国家同意比照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的政策，形成3+1格局；到2016年6月，升级为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这句话概括了安徽创新的明显特点。2012年10月，合肥首个新型协同创新平台——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挂牌运行，合肥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正式开启。

与中科大先研院几乎同步，合工大智能制造研究院、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等组成的“研究院模式”，成为合肥体制机制创新的亮点。

时间推进到2015年9月，国家确定在全国8个地方开展“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安徽名列其中，依托合芜蚌先行先试。

正因为有了连续10多年的持续努力，合肥集聚起强大的科技研发和产业转化优势，走在全国城市的第一方阵。

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批复合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继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二个；这也标志着合肥已经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合肥起步迈向创新4.0。

当外界都在发问，合肥凭什么击败南京、武汉、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时，合肥滨湖科学城挂牌成立，安徽构建起“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

在这个大战略平台上，不仅有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更有新兴产业的竞相迸发。

今天的安徽，在全国乃至全球创新型产业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贡献了全球20%的智能手机液晶屏、30%的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球1/10。

“以前看安徽，都是看农业；现在看安徽，都是看创新。”简单的一句话，精当地概括出了40年安徽的区域形象之变。不同的表达，同样的内涵：创新是永恒不变的精神。

40年的时光，历史在年广久的炒锅里被翻了无数遍，傻子瓜子依然还是那个味道，但在同城的三只松鼠，已经踏上了互联网+的新风口。